
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宫,现为故宫博物院,专事保管故宫里的历史文物、档案文献、宫殿建筑以及古代艺术珍品,并整理研究、陈列展出。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始于部分设馆的1914年的古物陈列所,1925年仓促开院,至1928年完善体制成为国家博物院,其间正值民国乱世,迭经坎坷,堪称艰难。
前身“古物陈列所”的创设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傅仪宣布退位。按照与南京临时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退位后的清帝仍暂居故宫,尊号不变,宫廷皇族机构和官员照常存在,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供给岁费400万两银子。
就这样,在号称共和国体的中华民国故宫里,保持着一个俨然独立的封建小朝廷,宫里的珍贵国宝,也由此悄然流失。
原因在于,博仪仍将故宫国宝视为“朕之所有”,肆意侵吞。他虽然已退位不再是天子,生活上却仍如在位时一样奢华,一年400万两银哪够挥霍?便以补充需用不足为词,或将珍贵古物拍卖,或向银行作抵押贷款;还以赏赐臣下为名,将国宝转移宫外。甚至明偷暗盗,夹带出宫,以备有朝一日出宫后不尽享用。
世间没有不透风的墙,清室盗窃国宝的秘密还是传了出去,引起各界愤懑,纷纷吁请政府严加制约。蔡元培等学者识卓见远,倡言学习西方列强注重实物的博物馆教育法,陈列展出故宫的文物。他们举了1912年7月北京开设历史博物馆的例子大声疾呼:将馆中收藏的先朝古物,供学生、国民参观,其教育作用不可估量,必为公众所肯定。
蔡元培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又曾留学德国、法国,属政界、学界名流,他的倡议,得到众多有识之士的支持与拥护,也引起了北京政府内务部官员的重视。
1913年冬,北京政府行将接收清廷在河北、辽宁两处行宫的藏品,内务部准备利用这批文物,开设一个古物陈列所。为此拟定了《古物陈列所章程》,宣照宗旨如下:
本部默察国民崇古之心理,搜集累世珍秘之宝藏,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综我国之古物与出品二者而次第集之,用各观览,或亦网罗散失参稽物类之旨,所不废欤。
此项章程于当年12月24日公布,各界相告,咸表拥护。
1914年1月,热河、辽宁两地行宫的文物,全部运到北京,计有20万余件之多,就在故宫的武英殿、文华殿陈列展出,吸引了无数北京市民与外地来客,反响强烈。
古物陈列所的开设,为以后故宫博物院的建立,既创造了舆情,又积累了经验。只是民国乱世,政局不稳,一拖就是10年。
驱逐溥仪出宫与公私产之争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组建摄政内阁,以黄郛摄行总统职务。11月5日,冯玉样采取果断措施,将溥仪驱逐出宫,执行此项任务的首都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向清室宣布了摄政内阁议决的修正清室优待条件5项。其中关于故宫藏物的处理,是这样规定的: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一切公产则归国民政府所有。
11月7日,摄政府公告,将组织善后委员会,专司故宫藏物的清理、公产与私产的区分,并提出了公产的处置构想:
修正清室优待条件,业经公布施行,着国务院组织善后委员会,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协同清理公产私产,昭示大众。所有接收各公产,暂责成该委员会妥慎保管,俟全部结束,即将宫禁一律开放,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善后委员会尚未成立,关于故宫公产与私产区分的争论突起。清室向与冯玉祥联合控制着摄政府的段棋瑞、张作霖进言,或托人疏通提出古物之分界不分时代,以清廷所发见为准,归清室所有。
清朝的遗老旧臣乃至旗人,主张清室多分古物,他们四处活动,同声一致,不遗余力。有个叫金梁的八旗贵胄公然主张:清室善后委员会毋庸建立,应设置清宫管理处,由清宫自行清理保管陈列开放。
甘为日人张目的《顺天时报》竟提出把国宝交日本人管理,请看该报《保管清室宝物与日本文化事务局》一文中的一段话:“此等宝物由中国国家或民族保管最为妥当,然现在之政局处混沌状态中,由最近之日本民族代为尽保管责任,盖亦数之自然也。”
这是明目张胆的汉奸论调,遭国人一致唾弃,成了千夫所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