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三次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

第一次：周恩来委婉拒绝

第二次：江青说：“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

第三次：******、聂荣臻、周培源等非常重视

1966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这项成果一直是中国科学界的骄傲，它像“两弹一星”一样，证明了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他们首先联系的是同处上海的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但该所代所长汪猷对此没兴趣。接着，他们又找了北京大学。经过几轮协商，1959年4月，在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开始和生化所分工协作。刚刚于1958年由生化所协助建立起来的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教研室也想参加进来，但生化所不愿意，没把它列为协作单位。

工作一开始就困难重重，邹承鲁所领导的拆、合小组（成员有杜雨苍、张友尚、许根俊、鲁子贤等）曾经用过7种方法都没能拆开胰岛素的3个二硫键。最后他们终于找到一个条件，将胰岛素完全拆开成了稳定的A链及B链。这是一项比较有意义的成果，但因为当时国家特别强调保密，邹承鲁等人没有立即把它发表出来。

二硫键拆开之后，A、B两链能否重新组合成胰岛素？从当时的认识和实践来看，即使不是绝非可能，也是万分困难。面对文献所给出的结论，老师邹承鲁“顾虑”多多，学生杜雨苍也心怀“恐惧”。但在“大跃进”形势的激励下，他们还是不断地进行尝试，历经艰辛，多次试验，于1959年3月19日得到了第一个肯定的结果——接合产物表现出了0．7％～1％的生物活性！

又经过多次失败，克服了许多技术障碍以后，他们终于在1959年国庆献礼前摸索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使天然胰岛素拆开后再重合的活性稳定地恢复到原活性的5％～10％。

这是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指导和解决了胰岛素合成的大路线问题，还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胰岛素合成的最后一步工作。为了吸取拆开工作未及时发表的教训，生化所于1959年11月16日向中国科学院党组上书，要求尽快发表重合成成果。然而，基于保密考虑，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国家”的同行——那时已经知道美国和联邦德国各有一个实验室在进行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工作——利用我们的这一发现而首先完成胰岛素的合成，中国科学院领导没有批复“同意”。

1960年，加拿大的两位科学家在《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了类似的结果。虽然他们只恢复了1％～2％的活力，成绩远没有邹承鲁等人的好，但在发表时间上抢到了我国科学家的前面。

1959年夏天，生化所把正在漕河泾农场下放劳动的张友尚召了回来，让他分离纯化重合成胰岛素。通过反复试验，1959年底，张友尚等人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提纯方法，得到了和天然胰岛素结晶一致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

由两条变性的链可以得到有较高生物活力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这就从实践上进一步证明：天然胰岛素结构是A、B多肽链所能形成的所有异构体中最稳定的；推广一点说，也即蛋白质的空间结构信息包含在其一级结构之中。这个结果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但又是基于上述保密要求，邹承鲁、张友尚等人仍然没能及时发表此成果。1961年，美国科学家安芬森（C．B．Anfinsen）发表了一项类似的、相对而言较为简单的工作，他后来因此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化学奖。

在拆、合工作快速取得突破的同时，合成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到1959年底，钮经义所领导的B链合成小组（成员包括龚岳亭、陈常庆、黄惟德、葛麟俊、汪克臻、张申碚等）不但掌握了多肽合成各种技术，还将B链的所有30个氨基酸都联成了小肽，最长的已达到了8肽。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A链合成小组也做了氨基酸的分离、特殊试剂的合成、分析分离方法的建立等工作，另外还合成了一些2肽。

不过，这远远没有达到最初计划的进度。合成多肽确实太过艰难和繁复：没选择好合适的溶剂、保护基、缩合剂，没选择好合适的肽段大小，没选择好接头等等，都可能使合成功亏一篑。这些方案都需要摸索。而且，一般说来，每接一个氨基酸都需要三四步反应，需要极为繁复的分离纯化、分析检定工作，不但工作量大，而且一环紧扣一环，一步不合规则，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尽管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如在保密方面要求过于严苛，只追求最后工作的完成，忽视了更重要的中间成就的发表，阻碍了国际同行对我国科学家所取得成就的承认，从而不可避免地挫伤了我国科学家的工作积极性。但在1959年间，两相关单位总的工作气氛还算是比较好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比较重大的。

上海市市长在人民广场报喜：复旦获得了人工胰岛素

北京市委指示北大：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

中科院有机所表态：一个星期内完成任务

“反右倾”运动开始了。直接的后果是给胰岛素工作带来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方式——大兵团作战。

1959年底，在新调来的系党总支书记的领导下，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对自己的老师展开了猛烈的批判，批判他们固步自封、按部就班、奉行“爬行主义”、在科学研究方面搞神秘论、把科研工作进行得“冷冷清清”等。

　　批判结果之一是胰岛素合成工作的领导班子被改组：有机教研室主任邢其毅教授等被迫靠边站，改由一位1958年才毕业留校的青年教师主持业务工作；1960年4月，又有十多位被称为“革命动力”的学生提前3个月毕业，作为“会战组”党支部书记、委员等加入了领导班子。他们统一接受系党总支书记的指挥。

[NextPage]

在这个缺乏科研经验的新班子的指挥下，北大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科研大战”，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三四五年级学生成了胰岛素研究的“尖兵”和“科研的主力军”。他们“遇到困难就学******著作”。

在这些人看来，合成多肽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把两段多肽倒到一起，就合成了一个新的多肽——也不问是否发生了反应，具体产物是什么东西。”于是，北京大学的进展奇快，于1960年4月22日“合成了A链”。

受北大化学系群众运动的激发，1960年1月下旬，“在整风反右倾的基础上”，中科院（上海）生化所也开始大量抽调工作人员支援原有的两个研究小组。经过几次“苦战十昼夜”，他们于4月20日“合成了B链30肽”。

就在北大化学系和中科院（上海）生化所的科研“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复旦大学生物系横空杀了进来。

1960年1月30日，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复旦大学生物系某党支部委员组织了六七十个师生，开始单独筹划胰岛素人工合成工作。3月25日，为了迎接市工业会议的召开，他们组织了120名师生——包括复旦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4个年级所有的大约80名学生——边干边学、不舍昼夜地进行胰岛素合成。其方法和北京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所做的类似，都不对中间产物作分离和鉴定，只是拼命往前赶。于是，复旦大学报出来的进度也非常快，在4月22日就“完成了B链30 肽”。

1960年4月19日～26日，中国科学院第三次学部会议在上海举行。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北京大学化学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三个单位先后向学部大会献了礼，分别宣布自己初步合成了人工胰岛素B链，A链以及B、A二链。北大的代表还乘飞机把自己合成的A 链带到了会场。

与会的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和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异常兴奋，不但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还于24日当晚在中苏友好大厦为全体相关人员举行了盛大的庆功宴。只留下生化所拆、合小组的杜雨苍和张友尚在实验室里进行人工胰岛素A、B链的全合成工作，要求他们一出成果，马上敲锣打鼓去报喜。聂荣臻也和大家一道等着全合成的好消息。新华社事先写好了报道稿——标题为“揭开生命现象的神秘面纱我国对人工合成蛋白质已建功勋”。可直到那顿在大饥荒时期极其难得的宴会结束，杜雨苍和张友尚也没能离开实验室。

4天之后，拆、合小组仍没能合成人工胰岛素。复旦大学则爆出喜讯：他们首次得到了具有生物活性的人工胰岛素！上海市市长随即在人民广场宣布了这件大喜事。这个消息刺激了北京市委，他们给北大发指示，说：咱们搞北京牌的胰岛素。中国那么大，搞两个胰岛素也不算多。要求北大单独合成胰岛素。于是，北京大学只好于1960年5月1日“又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成立了新的B链组，大搞B链的合成。

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的竞争给中国科学院党组带来了很大压力。为了在竞赛中胜过高等教育部，在中科院院党组正、副书记的亲自督促下，1960年5月4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决定亲自挂帅任总指挥，组织生物化学所、有机化学所、药物所、细胞生物学所、生理研究所等五个研究所进行“大兵团作战”。

在当晚举行的“第一次司令部会议”上，生化所党支部提出，“要用20天时间完成人工全合成”。分院党委书记要求抢时间，在“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有机所代所长汪猷接着表态：“既然分院党委决定，我们立即上马……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就这样，在有关领导“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严厉要求下，科学院上海分院开始了风风火火的群众运动。

5月5日，相关研究所共派出344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打破了原有的所、室、组的正常建制，组成了一个混合编队，下属多个“战斗组”。战斗组的组长一律由青年人担任，原来担任组长的研究员们改当组员；生化所一个肽组的组长甚至是个连多肽都未见过的进修生。他们“采取了一日二班制的办法”，建立了工作流水线。

很多人“每天除了几小时的睡眠，其他的时间都在试验台旁度过”，“有人甚至把铺盖搬进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还有些骨干“甚至两天不睡”，以至于领导下决定“必须……安排骨干分子的休息睡眠”。

生化所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后来回忆说：大兵团作战啊，疲劳得要命。我们有个工序是摇瓶，不是用机器，而是用手摇瓶。有个见习员，是个女的，她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瓶，实在疲劳，打瞌睡了，烧瓶就掉下去了。这个烧瓶里面装的是一个八肽，所以大家就传“八肽跳楼自杀了”。都惋惜得不得了。

可胰岛素人工合成毕竟是基础科学研究，尽管有“半个月内完成全合成”和“半个月太长，要在一个星期内完成”的命令和决心，这么多人忙了7天、15天、 20天乃至一个月，依然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50天后，人工合成的A、B链“正式进行会师”，“总的情况是‘人A人B’全合成没有出现活力”。随后的20 天内，“合成A链进行三次‘人A天B’测定，均无活力”。

生化所所长王应睐一直不欣赏这种研究方式。1960年7月底，他终于鼓起勇气向中国科学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自己的想法，说人太多没有好处，专业不对口的在里面起不到什么作用。他的建议得到了认真的考虑，10月份时参加人数下降到了80人左右，到年底时生化所剩下精干队伍近20人，有机所只剩下7人。

在缴了上百万元昂贵的学费后，科学院的大兵团作战终于偃旗息鼓。不久，北大也因经费耗尽、成果阙如而鸣金收兵。与中科院相比，他们的人员伤病要严重得多。有3名学生在实验中严重烧伤，另有60多名学生因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而患上了肺结核。复旦生物系同样因为经费等问题于1960年下半年停止了相关研究。

七八百名科技工作者和学生辛辛苦苦忙了好几个月，除有机所留了一点产物用于继续提纯和分析，后来陆续整理出了几篇论文外，其他的都被当成垃圾倒掉了。“大兵团作战”的收获几乎是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