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发生的“秘密录音事件”,导致杨尚昆、叶子龙等一大批同志遭到迫害。拨乱反正后,中央重新审查了此案,并为有关人员彻底平反。《北京日报》6月19日刊登巴人撰写的文章,介绍了那段历史。
从叶子龙回忆录中获知:1961年,******为在他的专列上安装录音线路的事发了一次大脾气。
******为何大发脾气?根据******生前的一些警卫员、服务员的回忆文章,情况大致是这样:1961年春,******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完后,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服务员转身便向******作了汇报,******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
既然1959年11月杭州会议后叶子龙再也没有派人跟随******外出录音,那么1961年春季“录音事件”的录音者又是谁派的?
在此后的5月2日下午,杨尚昆向刚刚返京的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录音事件”。当晚,杨尚昆仍感“心情不安、坐卧不宁”。
5月8日晚,杨尚昆提笔给******写了一封信,“对录音事的疏于检查作检讨并请处分”。
5月20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会后,周恩来、******、彭真和杨尚昆又在一起商谈了关于录音问题的处理意见。
6月中旬,作为录音事件的影响后果之一,便是中央决定田家英任中办副主任,以加强领导。6月24日下午3时半,杨尚昆召集有关人员,“交代洗掉过去的录音带问题,彭真参加”,后又“约汪东兴谈取消各首长处的日记问题,彭真参加”。
同年4月,中央书记处根据******的指示,批评了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并决定给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副主任康一民以严重警告处分,给机要室副主任吴振英以警告处分。******、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秘书都牵连进去,都受到处分。二是同年5月17日,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关于录音、记录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关于中央和地方党政军群一律不准搞录音等五项规定。“秘密录音事件”引发的政治风暴实际上远不止处分了中共最高三位领导人的秘书和通过了中央书记处的一个决定,叶子龙曾经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的一些单位的负责人,如徐子英、王诤、林海云、李伍、黄赤波、任兆祥、王芳、吕展、郭向民、谢滋群、朱汉雄、苏汉华、狄飞、丁兆甲等许多同志。”叶子龙本人也因此案被监护审查了七年之久。
拨乱反正以后,党中央重新审查了“秘密录音”一案,并为有关人员平反。



